【量化历史研究】犯罪与移民：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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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对于新兴国家是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Alexander Billy和Michael Packard近期发表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的文章探讨了马列尔偷渡事件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迈阿密犯罪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前车之鉴。

从1980年4月起，卡斯特罗（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放开了对马列尔港的控制。截止10月，大约12万古巴人一次性偷渡到佛罗里达州，其中大部分为死刑囚犯、精神病人、流氓无产者和妓女等。通过这次偷渡事件，卡斯特罗清除了古巴境内大量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史称“马列尔偷渡事件”。而作为佛罗里达州最靠近古巴的大型港口迈阿密（迈阿密主城区88平方公里）成为最主要的古巴难民接收地，这场移民让迈阿密的人口增加了近10%。

这一事件引发了劳动经济学家关于移民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辩论。部分学者认为，此次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对低技能工业的就业没有影响（Card，1990；Clemens和Hunt，2017；Peri和Yasenov，2019）；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移民导致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大幅下降（Borjas，2017）。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时至今日尚无关于马列尔偷渡事件对迈阿密犯罪影响的相关研究，作者的研究填补了相关经济学文献的空白。

在1970年至1990年期间，美国的犯罪率稳步增长，迈阿密的犯罪率更是超过了其他城市，尤其是在1980年之后，它在1980-1981年和1984-1985年都是全国谋杀率最高的城市。

图1 年度犯罪率：1970-1990年

马列尔偷渡中古巴移民到来的时期恰逢迈阿密犯罪率飙升。当时迈阿密的许多人，包括城市警察，都认为古巴移民是公共安全问题的根源。古巴移民群体相对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且主要是男性，对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性较弱，这些特征与犯罪活动高度相关。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强迫精神病患者和罪犯进入迈阿密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居民的担忧。

联邦政府实施的筛查程序并没有缓解公众的焦虑。当古巴移民抵达时，经济衰退限制了当时的联邦资金，他们仅能依赖于可疑的、自我报告的信息进行不全面的筛查。大约有1000名古巴移民在入境时因先前的犯罪经历或心理健康问题被标记，这进一步强化了当地人认为他们有很强犯罪倾向的看法。后来，古巴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因犯罪被捕，这也导致当地人对他们的负面看法。

迈阿密刑事司法委员会提供的有限证据中表明，马列尔偷渡事件的古巴移民比此前到来的古巴裔美国人的犯罪率更高。在1985年，尽管马列尔偷渡事件的古巴移民仅占迈阿密戴德县总人口的5%，但有10%的重罪和22%的轻罪被记录在案；其中近一半的被告被认为精神上不适合审判。纽约惩教部和迈阿密戴德县县专员委员会的报告表明，马列尔偷渡事件的古巴移民在被监禁的古巴裔美国人中所占比例过高。Aguirre（1997）等社会学家也证实了这些发现。

然而，这些证据在本质上是描述性，很有可能构成统计假象。通常来讲，总犯罪率会随着人口增长而上升，但真的可以将迈阿密在20世纪80年代所经历犯罪率上升全部归咎于马列尔偷渡中古巴移民吗？

作者基于联邦调查局编制的《统一犯罪报告》提出所需的数据信息，并采用合成控制法将迈阿密与此前表现出类似犯罪模式的城市相匹配，对马列尔偷渡的古巴移民与20世纪80年代迈阿密的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文章的实证分析需要大量美国城市的犯罪数据，作者利用《统一犯罪报告》量化了偷渡事件对迈阿密犯罪活动几个方面的影响。然而，《统一犯罪报告》中的犯罪相关数据在1970年至1990年（文章的研究期间）存在误判和数据丢失的问题，作者利用Maltz和Weiss（2006）以及Maltz（2006）的档案工作，仔细纠正了《统一犯罪报告》中错误和缺失的统计数据。此外，《统一犯罪报告》中估计的人口数据在非人口普查年份是不准确的。为了确保不同地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必须基于准确的人口数据有效地构建人均犯罪率估计值。如果直接使用该数据，最终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基于最新的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数据，运用简约线性插值方法对《统一犯罪报告》的人口数据进行了校正。

研究分析表明，将迈阿密与此前表现出类似犯罪模式的城市相匹配，马列尔偷渡的古巴移民导致了迈阿密暴力犯罪的短期激增和财产犯罪的长期增加。但是，随着其他暴力犯罪影响的消失，谋杀率仍然居高不下。估计结果表明，在偷渡后的7年内，每10万人中的谋杀案相对上升了41.2%。此外，1980年4月后，总暴力犯罪率平均增长了43-53%，然而这种影响在五个季度后消失了。财产犯罪和抢劫的影响更为持久，这些指标分别增长了近25-32%和70%，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

考虑到迈阿密在1970年至1990年间处于可卡因分销的中心地位，作者将贩毒的代理变量纳入合成控制法中，估计结果几乎没有变化。此外，有人会质疑，现有的人口估计可能低估了古巴移民的到来，从而错误地估算了犯罪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将迈阿密的人口调整后再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即使对迈阿密人口进行最保守的调整，也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作者的估计结果得到了来自双重差分法安慰剂检验的额外支持。具体来讲，作者发现，从1977年至马列尔偷渡事件前的这一时期，迈阿密的各项犯罪指标和相似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支持自然实验的内在有效性。

作者对导致该研究结果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马列尔偷渡中古巴移民的人口特征是造成该结果的部分原因，他们主要由年轻男性组成，这些特征与犯罪活动高度相关，因为仅凭年龄和性别就可以预测古巴移民被捕的可能性会比迈阿密居民高35-62%。此外，先前监狱监禁和精神病院住院程度可能解释了大多数观察到的影响。再加上监管不力和同期的经济衰退，似乎也解释了作者估计的影响的很大一部分。

考虑到对马列尔偷渡中古巴移民的负面移民选择、缺乏严格的筛选程序以及几乎不存在的再安置措施，它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公共安全方面观察到的最糟糕的移民事件。然而，此次移民突发性、加上显著的负面移民选择与近期的移民几乎没有相似之处。2016-2019年间从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中东和前苏联国家抵达的新移民不太可能是年轻男性，而且通常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重罪定罪经历基本上就被剥夺了个人入境资格。此外，相当大比例的难民是儿童，而不是像马列尔偷渡中古巴移民抵达时的那样的青壮年人。因此，政府基于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独特现象来指导移民政策是不明智的。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